读《水浒传》，我们总盯着宋江、林冲、武松这些主角，很少有人留意两个不起眼的公人—— 董超与薛霸。董超不是好汉，更不是恶人，他的每一次挣扎、每一步妥协，都写透了底层人在强权面前的无奈。
北宋末年，宋徽宗赵佶是个彻头彻尾的纨绔皇帝。这个人不仅会书法、会绘画，还痴迷蹴鞠，凡是能供人娱乐的东西他都喜欢。
真正的问题是，只要有人能投其所好，不管你是朝中大臣还是市井泼皮，都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。蔡京、童贞、王黼这帮人因为会迎合徽宗，就把朝政搞得一团糟，百姓怨声载道，甚至喊出"打破筒泼了菜，便是人间好世界"的口号来讽刺朝廷的腐败。
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像董超这样的底层官吏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？宋代的差拨，也就是牢城营里看管囚犯的小吏，他们在官僚体系中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。
囚犯进了牢城，无论你曾经是什么身份，都成了失去一切权利的罪人。这些差拨有权对囚犯进行刑讯逼供，而法律上虽然规定了刑讯的条件、程序和数量，但执行起来却弹性很大。
宋代《宋刑统》确实规定了拷讯要先经过证据调查，不能随意刑讯，但那些上级官员可以以各种借口绕过这些规定。最讽刺的是，法律规定刑讯致人死亡要追究责任，但底层的差拨却根本没有权力去反抗上级的命令。
高俅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的上级官员。根据南宋王明清的《挥麈后录》记载，高俅原本是苏轼的秘书，后来被推荐给了端王赵佶，因为踢球技术高超而获得了赵佶的信任。
赵佶即位成为徽宗后，想要提拔高俅，但由于高俅没有进士身份，无法走文官路线，就把他送到边关去"镀金"。宋徽宗政和七年正月，高俅被正式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，随后升任太尉，掌管禁军二十多年。
这个踢球高手就这样成了禁军的最高统帅。
高俅掌握权力后做的事情，彻底改变了董超们的命运。他不仅仅是滥用权力那么简单，而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权力压制系统。
当高俅心腹陆谦找上门来，命令董超和薛霸在押解林冲的路上解决掉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时，董超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无法反抗的压力。
高俅的权力太大了，他是皇帝的宠信之人，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。对于董超这样的小吏来说，拒绝是不可能的。不拒绝可能有钱拿，有活着的机会；拒绝的话，家人可能都跟着遭殃。
这就是那个时代底层官吏面对的真实处境。
但董超的故事还有更深层的历史背景。北宋末年，农民起义频繁发生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宋江在梁山泊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，他和手下的三十六个头领在河北、山东一带转战十个郡，官军竟然莫敢与其交锋。
宋江起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北宋社会已经压迫到了极限。民众忍受不了蔡京那帮人的搜括挥霍，官府的税收越来越重，百姓越来越贫困。
宣和二年，宋江的队伍继续南下，试图扩大根据地。他们进入沂州、淮阳军等地，一度夺取了官军的大船十多艘。这支看似不大的队伍却给北宋朝廷造成了巨大的压力。
宋徽宗急忙派遣海州知州张叔夜去对付宋江。张叔夜是个有头脑的官员，他没有选择硬碰硬，而是设下了一个精巧的陷阱。张叔夜先是放出消息，然后招募敢死队一千人在城外埋伏，再派轻装部队到海边去诱战。
当宋江的队伍登陆与官兵交战时，张叔夜下令烧毁了宋江的船队，截断了起义军的退路。看到船着了火，起义军顿时军心涣散，再也没有了斗志。宋江的副首领被擒，宋江自己也被迫投降。
这场战役发生在宣和三年二月。据《宋史·张叔夜传》记载，张叔夜因为这次胜利被升为徽猷阁直学士，改任济南府知府。
但真正讽刺的地方在后面。朝廷随后又把被招安的宋江和三十六人派去征讨方腊。也就是说，这支起义军并没有真正的力量去改变什么，反而成了官府用来对付其他起义的工具。
董超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。上面是腐败的皇帝、贪婪的奸臣，中间是高俅这样握着权力的上层官员，底层则是宋江这样的农民起义者在奋起反抗。
而董超和薛霸这样的小吏，被夹在了三层压迫之间。他们是法律上的执行者，却要为上层的权力腐败买单。他们是体制的一部分，却也是体制最大的受害者。
董超第一次拒绝陆谦时，显然是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局限。他说"开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，不曾教结果了他"，这是在寻找法律的保护。
董超最后还是妥协了。在押解林冲的路上，他给林冲穿上了磨脚的麻鞋，参与了这场不义的行为。但他没有亲手动棍子，他躲在后面。
这是董超的最后一点良心的挣扎，也是他自欺欺人的方式。他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，自己并不是那么坏，自己只是被迫的。
但是，当第一次任务失败后，董超被刺配到北京，再也没有机会去逃脱自己的命运。第二次押解卢俊义时，董超变了。他不再犹豫，也不再心软，从头到尾都是冷眼旁观和冷血的参与。
从他第一次的挣扎和妥协，到第二次的麻木和冷酷，中间只隔了一次刺配、一场绝望和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的领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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